《边城》和《局外人》，两位作家在写出这两部作品的时候，都还很年轻，一个32岁，一个26岁，这说明青年时期也可以写出很优秀的作品，这对我们是一种激励。此外，《边城》和《局外人》都分别继承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是很有代表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展开来谈一谈。
　　从思想性方面来说，《边城》里充满了儒家的“仁爱”与道家的“出世”哲学，《局外人》就更不用说，加缪本身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因此，我们看到《局外人》中的“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却依然不愿意放弃生命，在被判死刑之后，还有着强烈的上诉愿望。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视，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是有非常强大的传统的，反观中国的文学传统，重视的不是个体，而是整体，或者是能够将整体维系起来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我们的传统文学真正开始关注“人”的作品，应该是《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里面有个体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而到了近代，鲁迅对于“人”的价值呼吁和肯定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我们再来看沈从文，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说依然是传统的，是缺乏现代意识的。我们从《边城》里的那些人物身上，看到的那种天真、淳朴、狭义、古道热肠，是几乎只存在于我们的古代典籍里面的。所以从文学文本的继承角度来讲，《边城》其实就是一部现代版的《桃花源记》。而《局外人》的文本根源，应该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局外人》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是故事情节，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些内容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再从写作手法方面来谈一下《边城》和《局外人》。
　　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文体，“虚”是它的本质属性，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小说是必须要有现实基础的，这个现实，就是“实”的那一部分。所以那些真正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既有虚的一面，又有实的一面，虚与实应该结合成一个平衡而又美妙的整体。《局外人》是一个故事性比较强的作品，故事性可以说就是戏剧性，而戏剧性的存在是依赖于很多偶然因素的。我们看《局外人》中的情节设置，无论是主人公默尔索母亲去世，还是默尔索和女友玛丽的相遇，以及默尔索的杀人行为等，都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就是作品中一种“虚”的东西。那么加缪是如何将这些“虚”的东西平衡掉的呢？那就是采用了大量逼真的细节描写。所以在《局外人》中，加缪就是通过对于默尔索各种感官与感觉的密集描写，建立起了人物与情节的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消解了文中因各种戏剧化的情节所产生的“虚”的一面，从而达到了一种虚与实的平衡。
　　那么我们再来看《边城》。《边城》的情节是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从写作手法上来说，《边城》采用的是散文笔法。我们在《边城》里可以看到大量对于茶侗一带地理风貌、风俗人文等的描述，非常有真实感。这样的写法显然是一种很“实”的手法。那么《边城》中的“虚”又在哪里呢？一是在散文笔法之外，沈从文也融入了一些诗的笔法，所以《边城》既有散文的散漫，也有诗歌的凝练和意蕴，甚至可以说，它是在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而意境是能给人以“虚”的感觉的。《边城》中的“虚”，还体现在对于人物的塑造。在这一点上，《边城》的做法和《局外人》正好相反。《局外人》在不遗余力地求真，《边城》则在一厢情愿地虚构。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多么黑暗、混乱和艰难的时期，即使是在闭塞的边城茶侗，真正的现实里也不可能没有苦难和污秽。然而沈从文回避了这些，他让一群几乎是完美的人物来为边城代言，这就充分说明了《边城》不过是沈从文个人的一个梦幻，一种理想。这和陶渊明的梦幻和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实”是大地，“虚”就是星空；“实”代表我们身在何方，“虚”则代表我们可以去向何方；“实”表明了我们是什么，“虚”则表明了我们可以或者应该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局外人》和《边城》这两部作品，《局外人》是“实”大于“虚”，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却也止于反映现实，《边城》则是“虚”大于“实”，它在现实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一个空中楼阁，既有如星空一样美丽，也告诉了我们可以去向哪里，以及我们可以或者应该怎样生存。（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