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6年10月26日
伟大壮举不朽丰碑
文章字数：8410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前的1936年10月，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先后在陕甘宁地区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场伟大的战略转移中，湖北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长征出发前的重要根据地，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宁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1年9月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全国发出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号召，并表示愿意同其他武装部队“共同对日作战”。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同时调动大批军队，继续对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落脚点，北上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时，遭受惨重损失。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放弃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继中央红军之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长征，以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红二、红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以后，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北上，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途经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军长征的直接目的，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长征的军事战略方向和最终政治目标，是北上前进至抗日前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这场惊心动魄的战略远征，历时之久、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这是一场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漫漫征途，是对人类理想信念所能坚持极限的挑战，是对人类所能克服的艰难困苦极限的挑战。四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20.6万人，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6.5万余里，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共进行师以上规模的战斗120多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余人；长征结束时红军共5.7万人，加上沿途“扩红”2万以上的兵员补充，红军长征途中兵员损失约占出发时人数的四分之三。中国工农红军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以战胜一切险阻和艰难困苦的坚定信念，前仆后继，绝处重生，迎来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震古烁今的浩气长歌。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进阵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担负起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征的胜利，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党和革命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最重要保证。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二、湖北是红军多支主力部队诞生的摇篮
湖北是一块红色沃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人民军队的重要诞生地和发展、壮大的摇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先后建立6块革命根据地，诞生多支红军部队，其中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军团、红三军团先后从湖北地区走出，参加长征。在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中，湖北地区和荆楚儿女功不可没。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党在湖北地区先后领导秋收起义、黄麻起义、荆江两岸年关暴动、鄂北农民起义等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义，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相继创建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红军部队和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鄂豫边、鄂豫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湖北因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根据地，成为红军出发长征前的重要战略基地。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军攻克黄安（今红安）县城以后，即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为湖北地区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其后，鄂东军相继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开始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3月，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发展到6000余人，改编为红一军。1931年1月，红一军与鄂东特委领导建立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1931年在根据地建立的另一支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组成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迅速发展到4.5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取得大量歼敌的辉煌战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由此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战略基地。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决定转移外线作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西越平汉铁路，转战至川陕地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陕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部分地方武装并入正规红军，重建红二十五军，担负坚持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任。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檀树岗重建。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红二十五军顽强拼搏，坚持战斗，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部队一度发展到1万余人。
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建立发展的同时，以湘鄂边和洪湖苏区为主体的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军团也在建立和发展。1928年1月荆江两岸年关暴动以后，党在湘鄂边和洪湖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鄂西游击总队（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开始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洪湖地区的红军改编为红六军。同年7月，红六军与从湘鄂边东下的红四军（后改称红二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兵力近1万人。红二军团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转战湘鄂边、荆（门）当（阳）远（安）和鄂西北地区，创建鄂西北、襄枣宜、巴兴归等根据地，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1932年6月，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根据地中心区域相继被敌侵占。同年10月，红二军团转战至鄂豫陕边界地区。1933年12月，在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失败以后，红二军团转至湘鄂川黔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鄂南地区是湘鄂赣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8月中旬，鄂南崇阳、通城农民率先在全国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农民自卫军，后转至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6月，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刘仁八暴动，将所辖各县地方武装统编为红十二军。12月，红十二军编入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湖北地区的红五军第五纵队。至1930年6月，坚持战斗在湖北地区的红五纵队发展到8000余人，扩编为红八军，与原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后编入红一方面军。
红军长征之前的鼎盛时期，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诞生、战斗的红军部队发展到近10万人，地方武装约40万人，成为全国革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长征的胜利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从湖北走出的红军部队是长征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1月、1935年3月和11月，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长征，使中央红军率先进行的远征，发展成为全国主力红军共同参与的军事战略大转移，从湖北走出的红军部队成为长征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在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以后，转而以迅猛之势击退湖北枣阳周围之敌，经河南驻马店西北地区继续北上，于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敌人重兵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进入伏牛山区。其后进至陕南，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成为长征途中唯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1935年7月，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决定西征北上，经甘肃境内，于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结束长征，成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
1935年3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实际开始长征。5月，为迎接中央红军，西进四川松潘、理番、茂县等地区。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共同北上。7月，所属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编入左路军，先头部队北上至阿坝地区；所属第四、第三十军编入右路军，于8月下旬穿越草地，进行包座战斗。9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先后转战于川康边和康北地区。1936年7月上旬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上旬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个省，行程1万余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的坚决斗争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经历了许多次战斗，粉碎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完成了北上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5年10月，在红二、红六军团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以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主动实施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其后，转战湘中、黔东、黔西，进行乌蒙山回旋战，多次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甘孜会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11个月，途经8个省，行程2万余里。
从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走出参加长征的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长征，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红二十五军长征先期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打退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在川、康、甘、青4省边界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陕甘的战略行动。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从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转移任务胜利完成。
四、从湖北走出的红军部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不久，中央军委即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红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的全部国民党军队。为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随即发起广昭战役。1935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指示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在云南、贵州、四川边界地区作战。红四方面军从2月3日开始发起陕南战役，于2月中旬由陕南回师川北后，先后进行仪陇、苍溪战斗，准备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策应中央红军入川。战役于3月28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红四方面军在这次战役中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取得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斗行动。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34年7月决定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湘鄂西边界地区转移。8月7日，红六军团90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出发，9月3日抢渡湘江，途中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转移至湘西北地区与红二军团（此时改为红三军）取得联系的指示，于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同红二军团会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以后，即发起湘西攻势，建立了以鹤峰为中心区之一，包括咸丰、宣恩等湖北县域在内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是当时长江以南地区仅存的一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被称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此后，红二、红六军团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大半年反“围剿”作战，在湖北地区先后取得忠堡、板栗园大捷，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牵制了国民党军队6个纵队共100多个团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移长征以后，湖北地区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战斗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的红军部队，主要有鄂豫皖边的红二十八军和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红二十八军于1935年2月由留在根据地的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等部合编组建，活动于鄂东北的黄安、麻城、英山和豫南的光山、罗山及皖西的太湖、宿松一带，建立了东西数百公里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一直坚持战斗到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在湘鄂赣边游击区，由于1934年夏红十六师在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严重损失，湘鄂赣省委决定将活动于湖北崇阳、通山一带的地方部队700余人编入红十六师。1935年春，红十六师向鄂东南游击，击溃敌军4个团。后来，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相继恢复和开辟4块游击根据地，建立4个特委和4个军分区。至1936年底，在湖北地区仍保有九宫山、冷水坪两块游击根据地。留在湖北地区各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期游击战争，挫败了优势敌人的连续“清剿”，钳制了大量敌军，扩大了党在湖北地区的政治影响，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红军长征的行动，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荆楚儿女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作为中国红军诞生和发展壮大的重要摇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重要根据地，在20万余参加长征的红军英雄中，有近6万人来自于荆楚大地；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多来自于湖北，他们是两支英雄部队屹立不倒的钢铁脊梁和克敌制胜的红色军魂。这支来自湖北地区的红军英雄群体，历经革命根据地长期反“围剿”战争的血火锻炼，赤胆忠心、信念坚定，英勇善战、百折不挠，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与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一起，突破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跨越难以逾越、人迹罕至的山河天险、雪山草地，构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独特的荆楚风景，是支撑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
从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走出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孕育并实践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以3000人的少年孤旅（士兵大多是十三到十八岁的青少年），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4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频经遭遇战和敌之包围战，屡历绝境，险象环生。独树镇战斗，部队疲惫饥寒，首尾受敌，初战受挫之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部队最后突出重围。庾家河激战，红军反复冲杀20余次，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800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王母宫塬战斗，军政委吴焕先亲率部队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8岁。长征途中的每次战斗，红二十五军的高级将领、中层指挥员亲历锋刃，冲锋陷阵，韩先楚、刘华清等很多指挥员身负重伤、留下残疾，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1935年7月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有北上意图，当即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决定北上陕甘地区与陕甘红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9个月，是长征途中历时最长的红军部队。红四方面军屡经苦战，三过草地，部队出发时8万余人，到达陕北仅剩3万余人。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经，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与红一、红二方面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援，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建立游击点和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坚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军事方针，时而以曲线行军于诸路敌重兵之间穿插，时而以急速猛烈动作震撼敌之战略要害，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一路上虽打了许多恶仗，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补充，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时共1.7万余人，经过历时近1年、行程2万里的艰苦转战，长征结束时仍保存了1.3万人的兵力，被毛泽东称赞为“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支千锤百炼的革命队伍和领导力量。历经血与火的战争锻造和长期革命斗争的艰苦考验，浴火重生，从胜利到达陕北的部分湖北籍将士中，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等为代表的12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以徐海东、王树声大将为代表的23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1955年，新中国首次为开国将帅授衔。在1600余名开国将帅中，湖北籍将帅数量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居第二位，共235名，其中元帅1名，大将2名，上将14名，中将31名，少将187名。被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48位湖北籍开国将帅全都参加了长征，187位湖北籍少将中有160多位参加了长征。在参加长征的近6万名荆楚儿女中，有一半以上血洒战场，长眠于漫漫征途，其中，地（师）级以上著名英烈14人。他们中有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有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的军长孙玉清、余天云，有红九军、红二十五军政委陈海松、吴焕先。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六、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作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以伟大的精神力量托起的历史丰碑。长征的英雄业绩和不朽精神，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为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意志，也震惊了全世界。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长征精神，激励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回望历史，不忘初心。作为长征精神的传承者，13亿中国人民，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新的长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征途中，在实现湖北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发扬长征精神。当年，从荆楚大地走出去的优秀儿女在伟大的长征中建立了辉耀千古的历史功勋；今天，战斗在荆楚大地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定能在新的长征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英雄业绩！（执笔：李福珍钟文）
据《湖北日报》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前的1936年10月，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先后在陕甘宁地区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场伟大的战略转移中，湖北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长征出发前的重要根据地，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宁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1年9月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全国发出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号召，并表示愿意同其他武装部队“共同对日作战”。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同时调动大批军队，继续对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落脚点，北上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时，遭受惨重损失。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放弃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继中央红军之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长征，以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红二、红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以后，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北上，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途经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军长征的直接目的，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长征的军事战略方向和最终政治目标，是北上前进至抗日前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这场惊心动魄的战略远征，历时之久、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这是一场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漫漫征途，是对人类理想信念所能坚持极限的挑战，是对人类所能克服的艰难困苦极限的挑战。四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20.6万人，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6.5万余里，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共进行师以上规模的战斗120多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余人；长征结束时红军共5.7万人，加上沿途“扩红”2万以上的兵员补充，红军长征途中兵员损失约占出发时人数的四分之三。中国工农红军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以战胜一切险阻和艰难困苦的坚定信念，前仆后继，绝处重生，迎来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震古烁今的浩气长歌。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的前进阵地，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担负起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征的胜利，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党和革命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最重要保证。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二、湖北是红军多支主力部队诞生的摇篮
湖北是一块红色沃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人民军队的重要诞生地和发展、壮大的摇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先后建立6块革命根据地，诞生多支红军部队，其中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军团、红三军团先后从湖北地区走出，参加长征。在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中，湖北地区和荆楚儿女功不可没。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党在湖北地区先后领导秋收起义、黄麻起义、荆江两岸年关暴动、鄂北农民起义等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义，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相继创建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红军部队和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鄂豫边、鄂豫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湖北因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根据地，成为红军出发长征前的重要战略基地。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军攻克黄安（今红安）县城以后，即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为湖北地区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其后，鄂东军相继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开始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3月，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发展到6000余人，改编为红一军。1931年1月，红一军与鄂东特委领导建立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1931年在根据地建立的另一支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组成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迅速发展到4.5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取得大量歼敌的辉煌战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由此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战略基地。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决定转移外线作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西越平汉铁路，转战至川陕地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陕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部分地方武装并入正规红军，重建红二十五军，担负坚持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任。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檀树岗重建。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红二十五军顽强拼搏，坚持战斗，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部队一度发展到1万余人。
在鄂豫皖根据地红军建立发展的同时，以湘鄂边和洪湖苏区为主体的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军团也在建立和发展。1928年1月荆江两岸年关暴动以后，党在湘鄂边和洪湖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鄂西游击总队（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开始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洪湖地区的红军改编为红六军。同年7月，红六军与从湘鄂边东下的红四军（后改称红二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兵力近1万人。红二军团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转战湘鄂边、荆（门）当（阳）远（安）和鄂西北地区，创建鄂西北、襄枣宜、巴兴归等根据地，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1932年6月，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根据地中心区域相继被敌侵占。同年10月，红二军团转战至鄂豫陕边界地区。1933年12月，在恢复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失败以后，红二军团转至湘鄂川黔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鄂南地区是湘鄂赣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8月中旬，鄂南崇阳、通城农民率先在全国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农民自卫军，后转至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6月，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刘仁八暴动，将所辖各县地方武装统编为红十二军。12月，红十二军编入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湖北地区的红五军第五纵队。至1930年6月，坚持战斗在湖北地区的红五纵队发展到8000余人，扩编为红八军，与原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后编入红一方面军。
红军长征之前的鼎盛时期，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诞生、战斗的红军部队发展到近10万人，地方武装约40万人，成为全国革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长征的胜利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从湖北走出的红军部队是长征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1月、1935年3月和11月，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长征，使中央红军率先进行的远征，发展成为全国主力红军共同参与的军事战略大转移，从湖北走出的红军部队成为长征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在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以后，转而以迅猛之势击退湖北枣阳周围之敌，经河南驻马店西北地区继续北上，于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敌人重兵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进入伏牛山区。其后进至陕南，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成为长征途中唯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1935年7月，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决定西征北上，经甘肃境内，于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结束长征，成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
1935年3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实际开始长征。5月，为迎接中央红军，西进四川松潘、理番、茂县等地区。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共同北上。7月，所属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编入左路军，先头部队北上至阿坝地区；所属第四、第三十军编入右路军，于8月下旬穿越草地，进行包座战斗。9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先后转战于川康边和康北地区。1936年7月上旬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上旬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个省，行程1万余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的坚决斗争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经历了许多次战斗，粉碎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完成了北上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5年10月，在红二、红六军团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以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主动实施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其后，转战湘中、黔东、黔西，进行乌蒙山回旋战，多次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甘孜会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11个月，途经8个省，行程2万余里。
从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走出参加长征的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长征，是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红二十五军长征先期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打退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在川、康、甘、青4省边界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陕甘的战略行动。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从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转移任务胜利完成。
四、从湖北走出的红军部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不久，中央军委即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红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的全部国民党军队。为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随即发起广昭战役。1935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指示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在云南、贵州、四川边界地区作战。红四方面军从2月3日开始发起陕南战役，于2月中旬由陕南回师川北后，先后进行仪陇、苍溪战斗，准备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策应中央红军入川。战役于3月28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红四方面军在这次战役中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取得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斗行动。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34年7月决定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湘鄂西边界地区转移。8月7日，红六军团90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出发，9月3日抢渡湘江，途中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转移至湘西北地区与红二军团（此时改为红三军）取得联系的指示，于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同红二军团会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以后，即发起湘西攻势，建立了以鹤峰为中心区之一，包括咸丰、宣恩等湖北县域在内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是当时长江以南地区仅存的一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被称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此后，红二、红六军团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大半年反“围剿”作战，在湖北地区先后取得忠堡、板栗园大捷，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牵制了国民党军队6个纵队共100多个团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移长征以后，湖北地区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坚持战斗在湖北及其相邻地区的红军部队，主要有鄂豫皖边的红二十八军和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红二十八军于1935年2月由留在根据地的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等部合编组建，活动于鄂东北的黄安、麻城、英山和豫南的光山、罗山及皖西的太湖、宿松一带，建立了东西数百公里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一直坚持战斗到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在湘鄂赣边游击区，由于1934年夏红十六师在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严重损失，湘鄂赣省委决定将活动于湖北崇阳、通山一带的地方部队700余人编入红十六师。1935年春，红十六师向鄂东南游击，击溃敌军4个团。后来，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相继恢复和开辟4块游击根据地，建立4个特委和4个军分区。至1936年底，在湖北地区仍保有九宫山、冷水坪两块游击根据地。留在湖北地区各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期游击战争，挫败了优势敌人的连续“清剿”，钳制了大量敌军，扩大了党在湖北地区的政治影响，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红军长征的行动，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荆楚儿女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作为中国红军诞生和发展壮大的重要摇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重要根据地，在20万余参加长征的红军英雄中，有近6万人来自于荆楚大地；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多来自于湖北，他们是两支英雄部队屹立不倒的钢铁脊梁和克敌制胜的红色军魂。这支来自湖北地区的红军英雄群体，历经革命根据地长期反“围剿”战争的血火锻炼，赤胆忠心、信念坚定，英勇善战、百折不挠，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与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一起，突破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跨越难以逾越、人迹罕至的山河天险、雪山草地，构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独特的荆楚风景，是支撑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
从湖北及其相邻地区走出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孕育并实践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以3000人的少年孤旅（士兵大多是十三到十八岁的青少年），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4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频经遭遇战和敌之包围战，屡历绝境，险象环生。独树镇战斗，部队疲惫饥寒，首尾受敌，初战受挫之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部队最后突出重围。庾家河激战，红军反复冲杀20余次，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800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王母宫塬战斗，军政委吴焕先亲率部队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8岁。长征途中的每次战斗，红二十五军的高级将领、中层指挥员亲历锋刃，冲锋陷阵，韩先楚、刘华清等很多指挥员身负重伤、留下残疾，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1935年7月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有北上意图，当即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决定北上陕甘地区与陕甘红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9个月，是长征途中历时最长的红军部队。红四方面军屡经苦战，三过草地，部队出发时8万余人，到达陕北仅剩3万余人。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经，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与红一、红二方面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援，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建立游击点和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坚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军事方针，时而以曲线行军于诸路敌重兵之间穿插，时而以急速猛烈动作震撼敌之战略要害，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一路上虽打了许多恶仗，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补充，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时共1.7万余人，经过历时近1年、行程2万里的艰苦转战，长征结束时仍保存了1.3万人的兵力，被毛泽东称赞为“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支千锤百炼的革命队伍和领导力量。历经血与火的战争锻造和长期革命斗争的艰苦考验，浴火重生，从胜利到达陕北的部分湖北籍将士中，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等为代表的12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以徐海东、王树声大将为代表的23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1955年，新中国首次为开国将帅授衔。在1600余名开国将帅中，湖北籍将帅数量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居第二位，共235名，其中元帅1名，大将2名，上将14名，中将31名，少将187名。被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48位湖北籍开国将帅全都参加了长征，187位湖北籍少将中有160多位参加了长征。在参加长征的近6万名荆楚儿女中，有一半以上血洒战场，长眠于漫漫征途，其中，地（师）级以上著名英烈14人。他们中有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有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的军长孙玉清、余天云，有红九军、红二十五军政委陈海松、吴焕先。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六、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作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以伟大的精神力量托起的历史丰碑。长征的英雄业绩和不朽精神，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为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意志，也震惊了全世界。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长征精神，激励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回望历史，不忘初心。作为长征精神的传承者，13亿中国人民，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新的长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征途中，在实现湖北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发扬长征精神。当年，从荆楚大地走出去的优秀儿女在伟大的长征中建立了辉耀千古的历史功勋；今天，战斗在荆楚大地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定能在新的长征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英雄业绩！（执笔：李福珍钟文）
据《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