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张国刚著，中华书局2016年8月第一版
　　“史书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这是清华大学张国刚先生在其新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特别谈到的。诚哉斯言，《资治通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部重要的编年体通史，不仅在学术史中占有突出地位，同时，该书也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历史读物。
　　近年来，读历史、学历史成为社会大众文化生活的新热点，“百家讲坛”的不断推送，各类历史讲座的持续火爆，成千上万种历史类读物的蜂拥而出，历史知识与观念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与普及。大众史学的受众对象不是学术群体，而是广大民众，但不应因其受众对象的改变而丧失其学术性。《〈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正是这样一部有学术性的大众史学著作。
　　张先生是隋唐史研究大家，对《资治通鉴》一书极其推崇。在早年的求学历程中，《通鉴》中的隋唐五代部分是激发其学术灵感的重要史料，其成名作《唐代藩镇研究》便是在此基础上孕育而成的。
　　该书用二十讲的篇幅描绘了从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到唐代安史之乱的历史，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以及唐前期的王朝更替史。该书在对历史片段的选取上并非面面俱到，而是选取那些叙事性强同时又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读者读来感觉重点突出，而无繁琐枯燥之感。张先生认为，历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于它的纪实性叙事，也可以说纪实性叙事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在书中提到，“《资治通鉴》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就是从具体事情上记述和探究王朝的兴衰。我们如果非要深入探究人事背后深层次原因，什么土地问题啦，赋役制度啦，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那样许多问题就扯得远了，那是推脱了当事人的责任。”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本身就是叙事的，因此对《通鉴》的解读亦当首先遵循历史学的叙事性原则。讲故事是该书的重要叙述方式。
　　当然，该书所呈现给读者并不仅仅是众多的历史故事，而是要表达一种史学逻辑与思考，这就是其学术性所在。
　　作者在分析史实时，多次提及领导者和优秀人才应具备的素质，这便是史学“经世致用”之体现。如在“三家分晋”中提到了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性，在“纵横捭阖”中又突出了战略与领导层的关系，认为战略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还要看领导层是否贤明。同时，亦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评论，如秦始皇、汉武帝、王莽、霍光、刘秀、曹操、刘备、孙权、曹丕、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等。
　　作者对重大历史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始终强调“制度”与“人”的互动因素。如高度评价了商鞅变法的意义，并肯定其所提倡的价值观。同时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特色，如果是从制度上寻找起源，那就是商鞅变法。在对秦始皇的评价上，在肯定其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同时，认为他没能在制度上设计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没能建设发展国家的配套软件，由此成为了后世君王的反面教材。在对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则强调用人。在谈到曹魏政权的衰亡时，认为从曹丕到曹睿片面接受东汉末年的教训，把权力集中于秘书，依靠秘书治国，从而导致大权旁落。作者还总结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结论，认为魏晋南北朝已分裂数百年，走向统一是大趋势。走向统一，有一些关键的阶段性节点。这段历史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进而重点叙述了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重要历史问题。在对安史之乱的解读中，认为唐玄宗时代，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引起的失序问题，具体地讲，就是土地兼并引发的逃户问题、兵役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由此引发内外军事失衡，更直接酿成了大祸。作者指出：“制度本身无好坏，关键看历史条件。再好的制度，关键还是靠人，看是在什么样人的掌控之下。”在书中，作者对于“人”的关怀贯穿始终。
　　作者还经常运用对比的研究方法，扩大史学认知的时空感和问题意识。如将商鞅变化与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的梭伦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相比较，显示出作者宏大的历史视野。还将霍光与王莽进行对比，进而揭示西汉后期的权力运作问题。在谈到王莽没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时，作者以北宋赵匡胤作为对比，认为赵匡胤相对于王莽而言，解决了唐末五代的问题，反映出作者所具有的通史的史识。在叙述隋末起兵的各个势力时，认为李密与李渊是最有实力的两队人马。开始是李密占优势，而最后是李渊得天下，进而分析其原因。
　　对于学术界存在的争议，作者也有所阐发。如在谈到汉武帝是否真的如《汉书·武帝纪》“赞”总结的那样，“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还是尊儒的同时，依然“悉延百端之学”，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汉武帝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政策问题，需要分析。
　　在材料的运用上，该书不仅大量引用正史文献，还运用《东观汉记》《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史料进行佐证。同时，还利用到考古资料，如在谈到汉初的授田制度时，就用到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在谈到开元盛世，作者还举了几个数字加以说明。如天宝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当时的全国耕地面积、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卷数。数字的引用不仅使作者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
　　读罢此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确是在讲故事，但在故事中却包含有深刻的历史逻辑与史学思辨。作者的叙述严格按照“论从史出”精神，在强调史学的叙事性原则的基础上，引经据典，不戏说，不假说，既经常援引学界的研究成果（如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理论），又结合自己的学术经验，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
　　可以说，《〈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是一部充满了史学智慧与现实关怀、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著作。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