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和平
　　关向应（1904-1946），原名关致祥，满族，辽宁省金县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家。1932年初，湘鄂西苏区向襄河北岸扩展时，他受命来到襄北的中心地带天门，与贺龙等并肩战斗，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开辟发展以天门、汉川为中心的襄北苏区的重大战役战斗。时间虽然短暂，但其业绩永载史册。
　　（一）
　　关向应1923年参加革命，1924年受党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青岛团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长、书记，党的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他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工作。1931年到上海领导工人斗争，不久由于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发动难友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次年1月下旬，鉴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洪湖苏区推行“左”倾错误，造成党内在军事斗争问题上的分歧意见和宗派矛盾，中央为了加强对湘鄂西苏区的领导，协调夏曦和一些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调关向应任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
　　关向应来到湘鄂西苏区的洪湖和监利一带，首先在中共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传达中央对湘鄂西党内万涛和夏曦之争的“结论”意见。他虽然在组织上按指令传达了“左”倾中央的错误意见，但他在很多重大斗争策略上，从湘鄂西开辟发展襄北苏区的实际出发，配合贺龙和段德昌领导红三军和苏区人民打退敌人的“进剿”计划，使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襄北和天门、汉川等苏区得到迅速扩大。
　　（二）
　　在面对各路敌军正向湘鄂西中心区洪湖进犯之时，关向应十分尊重贺龙关于军事开辟的意见，主张在军事上开辟发展襄北苏区，可以吸引、分散敌人兵力向中心区的推进。在监利周老咀军委会上，决定利用雨天、黑夜，隐蔽行动，采取在襄北袭击、伏击、围点打援的办法，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使军委统一认识后，向苏区军民发出了“坚决消灭敌人武装进攻，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的号召。是贺龙和段德昌在指挥红三军主力取得皂市至应城龙王集战斗胜利后，他决定1932年2月13日至20日为举行一个广大的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群众运动周活动。要求在党内、青年团内、工会内动员8000人参加红军（以2月至3月30日为期）。天门皂市以南文家墩战斗的胜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取得的。这一战斗取得胜利后，关向应和其他军委负责人在前方提出：“依靠天汉苏区以皂市为军事中心”。并在省委内讨论，将省苏维埃政府搬家到襄北。实际上在3月初，关向应和贺龙、段德昌、夏曦、彭之玉、唐赤英等分别在襄北天门的灰埠头徐家咀至陈家新场和天门东部的净潭蒋家场一带活动。他们认为以襄北发展为基本发展方向，决定以二分之一的力量发展新苏区，派1000个干部的计划已落实600人；团湘鄂西省委在两个月内动员团干部84人，在襄北动员团员、青年4800余人参加了红军。并计划提出由省委动员500名党员，省苏维埃政府动员500名群众在5月30日以前派到天门、京山等地工作。这些动员工作果真见到成效。不久，湘鄂西省委陆续向襄北派出500名干部，省苏维埃政府、省总工会，少共省委、省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均向襄北派出代表团，加强了对襄北天门、汉川、京山等县的领导。湘鄂西省委于4月15日致函襄北特委，要求加强天潜、京山的工作，加紧完成平分土地，春耕和修堤任务；发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在关向应及组织的安排下，襄北苏区的天汉、天潜、云孝等县先后建立29个区苏维埃，268个乡苏维埃政权，发展新的苏区超过原苏区一倍以上。襄北苏区已成为湘鄂西大发展的基地和军事指挥中心。同年3月下旬，红三军警卫团攻打净潭蒋家场，围歼敌保卫团2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250多支（挺），扫清了地方反动武装在这里的阻碍，湘鄂西省苏维埃襄北代表团和天汉县苏维埃政府等机构由韩集崔家横堤迁驻天门净潭蒋家场办公，使天门广大苏区也得到大发展。
　　（三）
　　关向应在实践中愈来愈明确地感到王明“左”倾中央那一套误党误军，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贺龙、卢冬生等的观点相同，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一致行动，在红三军中逐步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1932年4月初至5月下旬，当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顾红三军在襄北天门、京山一带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国民党正在组织新的进剿计划等实际情况，要求红三军乘胜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实行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先后进行了佛子山至京山瓦庙集的战斗和九真张家场的战斗，虽然打退了敌2个师、3个旅、71个步兵团共2万余人的进攻，但反复冲杀，相持太久，红军伤亡也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两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贺龙后来回忆这两次硬仗，称作叫花子跟龙王比宝。关向应和贺龙带领部队英勇作战，痛击敌人，竭力减少战斗损失，特别是发动襄北天汉、天潜、京山等县的党政组织，充分动员群众，拥护红军支前。当时，红军主力与敌人相持七天七夜作战，这里的群众在保护土地、春收的口号下，送饭到火线给红军吃，在送饭菜时，路上是成千成万的饭担子，群众送的饭红军主力还吃不完，他们在作战中，到火线去抢救伤兵员……成百上千的伤员在广大群众护送之下，无一个停留在战场上，并沿路有慰劳队送鸡蛋、开水等。为了减少战斗损失，关向应指示襄北特委和天汉、天潜县委积极做好伤病员向襄南撤退转移工作，天门河上游的灰埠头和下游的净潭，以及襄河沿岸的张截港和麻洋泊江附近，均搭有用船和门板设置的“浮桥”，遇到敌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这里的干部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抢修浮桥，使红军指战员和伤员安全渡过县河和襄河向洪湖中心区转移。5月下旬的张家场战斗结束时，红军主力撤退到渔薪灰埠头徐家咀至陈家新场一带休整，为了鼓舞士气，政委关向应和贺龙商定，在徐家咀湾后大树林召开纪念“五卅”惨案七周年大会，到会军民约1.5万余人。贺龙主持会议，关向应向大家介绍了“五卅”运动的情况，号召军民发扬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精神，克服目前暂时的军事困难，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顽强坚持战斗，并向这几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致敬。
　　1932年6月，正当夏曦在湘鄂西开展大规模“肃反”之时，蒋介石在武汉组织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部署对苏维埃区域进行第四次“围剿”。来犯之敌在何成浚、徐源泉指挥下，以10万人之众于7月初向襄北天门、汉川、京山、潜江推进，准备先占襄北，把红三军压迫到襄南至长江边，再从左右两翼进攻洪湖中心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夏曦却还在提出什么“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等错误口号，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红三军东奔西突，在辗转作战中伤亡很大。敌人步步进逼，于8月中旬进攻中心地带洪湖瞿家湾。关向应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支持贺龙提出的集中兵力转移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但夏曦还是反对这个建议，坚持“两个拳头打人”，他把部队分成两半，一半由他带领第七师和警卫师1个团固守洪湖苏区，另将第八、九师和警卫师另一个团共5个团由贺龙、关向应带领在外线，先打敌军右翼，再打敌军左翼。夏曦带领部队分兵堵口，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节节败退，连续丢了中心区周老嘴和瞿家湾，不久使中心区逐渐失陷，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5个团部队，情况完全不同。他们跳出重围，转战潜江、天门、荆门，有力地钳制了敌军右翼，使敌不敢南下。当贺龙、关向应转到天门和京山交界山区，准备打击敌军左翼时，洪湖中心区已全部陷落。一部分主力从洪湖撤到襄北京山、钟祥和随县大洪山一带，于10月下旬枣阳王店召开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会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绕道豫西南、陕西转往湘鄂边。部队且战且退，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县境，完成7000里的远征。这时，留在襄北的独立师由卢冬生带领部队分别在天门西北、京山、钟祥等地山区掩护主力转移后，也到达鹤峰与红三军主力会合，留下的另一支部队即襄北独立团在团长贺炳炎带领下也在襄北天门、京山、钟祥、随县坚持数月后，一部分由贺炳炎带领在湘鄂边与主力会合，另一部分约400余人仍留在京山、天门、钟祥、枣阳、荆门等地坚持，直到1933年6月在监利车湾渡江时，遭到敌军重重包围，在激战中大部壮烈牺牲。这就是湘鄂西苏区丧失后，关向应和贺龙带领红三军主力转移时，最为壮烈的一幕。关向应为保存红三军主力做了大量工作，其中随主力红军转移的天汉、天潜等襄北苏区的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大多随部转移，直到转战湘鄂川黔边，红三军主力仍有9000余人，其中天门境内参加红军到达这里的也有1000余人，后来编入红二方面军主力参加了伟大的长征。仅天门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将军的14人就是这时随部参加长征的，同他们一起长征的也有20多人授予大校军衔，一般干部和红军人员也有800至1000人。从这里可以充分证明，开辟巩固和发展襄北苏区，不仅为扩大湘鄂西苏区发挥了作用，而且在最后实行战略转移阶段也发挥了重大战略回旋作用。关向应为保存红三军主力功不可没。（市档案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