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我从延安乘火车到达洛阳，然后步行到四望山。6月，来到湖北京山的八字门，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将我分配在“应抗”徐休祥支队任政委。7月，又调我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队团长（在该团工作十个月）。1940年4月起又奉调到八团、九团、三团任职。1942年2月，我在三团任团长时，率部攻打柳店时负了伤，伤愈后调襄河军分区任参谋长。此后，便一直带领着部队进出天门，转战于襄河南北，为建立和巩固鄂中抗日根据地而斗争。这里，对这八年的战斗生活在天门的经历作片段性的回忆，供征集和研究党史的同志们参考。
　　接受任务 开辟天汉
　　1939年7月，我奉调到四团队时，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同志指出：开辟天汉湖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党中央指出，发展鄂豫边区游击战争，天汉湖区是理想的根据地；二是天汉湖区的开辟，与襄西、鄂南相策应，形成对武汉的包围圈；三是天汉湖区地肥物丰，便于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四是开辟天汉湖区，有了扩大武装的基础。汉川、汉阳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势必受到影响，成了我们必须要争取发展的对象。
　　李先念同志还指出开辟天汉湖区的许多有利条件，主要是：开辟天汉湖区，内有湖区党组织的配合，外有襄南等地党组织的支持，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便于我们展开斗争；湖区地形复杂，易于隐蔽，是理想的游击根据地；有“应抗”部队在李家集作为湖区斗争的依托。
　　了解到这些有利条件，我们增强了信心。先念同志最后给我交代任务：“你的任务，主要是开辟天汉地区和天汉沔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接受任务后，我立即着手抓根据地的开展工作。
　　首战两胜 初奠基础
　　我们虽称是“第四团”，其实只有一个营的队伍，这个营是原五团二营拨过来的，后来增加了一个汉川三中队。三中队原是国民党汉川县的地方武装，汉川县政府原准备把这个中队编入一二八师作警卫营的，由于我党在部队中的党员的抵制，加上当时天汉特委书记雍文涛同志掌握了三中队情况，当机立断，采取措施调走了国民党派进去的三中队长姚杰，机智地把队伍拉到京山的八字门，才编入我四团队的。此外，汉阳县政府的第五中队，是我党所掌握的一支队伍，也编进了四团队，所以四团队后来总共有了五个中队的武装，我任团长，雍文涛同志任政委，副团长由民主人士黄定陆担任。
　　部队从京山八字门出发，经过应城时，突接天汉特委一封紧急信，要我们速渡襄河，到蔡甸去歼灭伪军第九十二师。
　　根据指示，我们经襄北，渡过襄河，进入襄南，直扑蔡甸。当我们赶到时，伪九十二师熊光部也只刚刚赶到，不过，他不知道我们到来的情况罢了，我们一到，立即研究作战方案。第二天，我和参谋杨仔仿带了两个中队的队伍，当晚突击，直捣蔡甸驻敌师部。枪一响，敌师指挥机关就乱了套，师部人员四散逃窜，伪师长熊光刚好在家，他从指挥部刚一跑出，就挨了我们一枪，险些送命，那家伙惊恐万状，战战兢兢地被卫士拖着逃跑了。我们一直赶下去，捉了100多个俘虏，缴了80余条步枪，待日军增援部队前来援救，我已结束战斗退出了蔡甸，伪师长熊光后来也很快龟缩到蔡甸去了。
　　不久，伪师长熊光请红枪会的“神兵”来报复我们，队伍由“神兵”头子丁文新带领，加上熊光的九十二师配合，向我进攻，我挑选了全团最善战的一个排担任主力，由最勇敢的排长齐永怀带队迎战，全排配备轻重机枪各一挺，勇猛战士30余名，作好充分的准备。队伍在离“神兵”驻地泰山寺还有半里之遥，战斗就打响了，“神兵”一千多人一涌而出，为首的几个竟冲入我军阵地。中队长钱日新见敌人来得猛，不顾一切带着战士反扑过去，把冲上来的“神兵”赶出了阵地。就在此时，从大队“神兵”后面不意射来一排子弹，钱日新同志英勇牺牲。面对此情，我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拔出手枪喊道：“同志们，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随即命令轻重机枪一起向敌人开火，手榴弹也成串地飞过去。我们打得很勇猛，跑在前面的“神兵”被射倒了一排，后面的“神兵”吓慌了，纷纷丢下刀矛四散逃命。“神兵”一散，躲在后面的伪军完全暴露在我军火力之下，战士们哪里肯放？机枪步枪拼命地射过去，短短的几十分钟，就把熊光特聘的“神兵”和伪军打垮了，结束战斗时天快亮了，我们立即撤到后方。此战下来，熊光特聘的“神兵”死伤400余人，我们牺牲了10多位战士和中队长钱日新同志。后来，雍文涛同志一直称道我有勇气，而我却为牺牲了的同志感到不安。
　　活捉岑鹏 打开局面
　　回到湖区以后，我们决定拔掉霸占湖区、专干坏事的国民党分水区区长岑鹏这个钉子，他是我们发展湖区根据地的主要障碍。岑鹏是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控制着保甲组织，如果不想办法是不容易消灭他的。后来，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打岑鹏的办法。湖区有个杨叶坡，杨叶坡开有三个鸦片烟馆，这几个鸦片烟馆常有岑鹏的一个副官寻上门抽鸦片烟。一天，听说那个副官又上烟馆去了，我们立即把三家烟馆包围起来，捉住所有在馆中的男女，进行审问，终于查出了那个副官，进而了解到岑鹏的住址，我们四个中队连夜突击包围岑鹏住处，进行严密搜查，没有结果。接着清查牛尾巴、芦林沟两地，岑鹏正逃在此，想蹲到水里蒙混过关，还是让我们识破捉住了。由于这家伙罪大恶极，我们立即就地枪决，拔掉了湖区的一大障碍。此战结果，我方俘敌30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100多支，当时的《挺进日报》还登载了有关这次战斗的消息，写了专题通讯，题目叫做《活捉岑鹏》。从此，我们打开了湖区根据地的局面。
　　扩大武装 创建湖区
　　在结束三次较大的战斗不久，我们在麻湖渡收编伪军100多人枪起义，在垌塚扩充了一个中队，都加入我们的队伍里来了。在干驿，我们用“鸿门宴”的办法，把国民党的一个区中队的全部人枪都解决了，一部分人也加入我们四团队。在麻洋，我们把麻洋潭乡公所的枪也缴了。后来，我军开到长江埠，与吕华魁的伪军打了一仗，缴了他一个中队的枪，把他本人也逼到了水里。当时，他还以为我们是“应抗”的蔡松荣部，向我们喊到“蔡大哥，你不要逼人太甚罗！”我们说：“我们是新四军，不是蔡松荣，只要你投降抗日，我们一定优待！”这次战斗，缴了吕华魁部30余支枪，捉了几十个俘虏。
　　经过这些大小战斗，我们四团队的武装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仅仅只几个月的时间，就由五个中队扩大到九个中队，全团编成了三个大队。
　　由于我军不断壮大，天汉湖区的几股顽匪被我歼灭，局面基本稳定。在地方组织上，鄂中区党委将天汉中心县委改组为特委。雍文涛为特委（不久改为地委）书记，童世光为办事处主任，我任军事部长，仍兼四团队团长，还有其他几位成员。
　　进军天西 搜剿顽匪
　　天汉特委建立后，首先决定的任务就是开辟天西。1940年3月，我们四团队开到天西的赖新场，并在廖家河岭了解了地方党组织的情况。这时，日军组织了1000多日伪军，对我搞了个“七路围攻”。他们从岳口、天门、渔薪河、多宝湾、张截港、永隆河、泗港七路出动，企图把我军歼灭在赖新场。虽说七路，实际只有张截港和渔薪两路真正打了上来，从拂晓直到中午12点左右，我军才突破了包围圈，我们退过县河，转到青山、观音湖，又转战回到湖区。这次战斗，是我们与日本人第一次打遭遇仗，虽遭到包围，却没有受多大损失，只牺牲了教导员徐步清和30多名战士，而敌伤亡惨重。此后，他们就惧怕新四军了，这一仗在天西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对我们自有好评。
　　回湖区不久，在干驿西北的竹桥又打了一仗，这是当地土匪危害，百姓遭殃，群众忍无可忍，请求我们去打的。为了及时解除老百姓的苦难，我们立即向匪巢发起突然袭击，把他们打垮了，还追击了一下，缴了20多支枪，敌死伤七、八十人，总共搞掉他100多人。战斗结束回干驿镇，商民群情激奋，鞭炮齐鸣，夹道欢迎我们，说我们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这次战斗，从上午开始，整整打了一天，我很奇怪：何以土匪如此凶顽？以后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来信骂了我们一顿，骂我是无名小子。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匪部是由国民党一二八师的五、六百人组成的。于是我回信他说：“我们是抗日部队新四军，是应汉川县政府的请求来收剿土匪的，是没有错的。至于误伤贵部，那是没有联系的结果，今后请多联系。”
　　天汉湖区经过这些大小战斗后，局面完全打开了，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开创湖区、天西根据地的任务。
　　进击襄南 稳跨鄂中
　　1943年，襄河地委书记张执一同志决定开辟襄南，扩大抗日根据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那时是军分区参谋长，既有此令，当然受命，于是带了十五旅四十五团的一个营到襄南去开展工作。初到襄南的一两个月，确实困难重重，一是日伪一体，异常顽固；二是保甲被控，难以利用；三是群众基础薄弱，加上日伪军天天“扫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把我军赶出襄南。后来，我们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即主动出击，狠揍敌人，第一仗就把伪军刘银国的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使我军威大振。溃败后的一些小股伪军，有的向我投降；有的积极同我接洽，表示愿意改过，暗中保持中立。经过军事斗争和政治瓦解，靠近敌占区的伪保长也大部为我所用，我们的情报也灵通多了。这时，中间势力也积极向我靠拢。江陵的阮辑伍，拥有二三百人愿意接受我党领导，参加抗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接受了阮辑伍的要求，并委任他为江陵抗日自卫团团长兼江陵县县长，建立了襄南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经过斗争，我们在襄南站稳了脚跟。后来，国民党第二游击纵队团长李正乾拖了特务团的五六百人起义，参加了我军，使我们的队伍迅速扩大，在襄南扎住了脚跟。
　　襄北剿匪 大败日伪军
　　1944年，天京潜到处都是土匪，包括地委机关所在地也有，数量虽不很大，但他为害地方，妨碍抗日，情况确实严重。为了剿匪，上级将我从襄南调回襄北任五分区参谋长。当时，地委拟定了一个剿匪计划，按计划行事。剿到团山，我们组织民兵和几个县的大队在团山周围搞了一个合围，只一次就歼灭了100多匪徒，抄了土匪的老窝。第二次在天皂公路边的花台与柳河交界处，捉了原国民党代理县长、支队长李辉越，拔了总根，天京潜的土匪自然就垮了台。解决了土匪问题，我们转过来围攻石家河伪军张明道部，那里的工事坚固，外有外壕，内有内障，壕外又有茅柴等障碍物。军分区配合十五旅打过一次，打了三天，伤200余人，但据点没有拿下来。以后，我们改变打法，先带一个营在竹隐寺住下来，然后再发动群众，调查了解。我们通过家属把两个伪军班长寻回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抗日爱国，农民也向我们作了保证。当我军攻城时，那两个伪军班长即打开城门，让我们顺利进了城。我们在城内，一下子搞掉他一个中队，还将我的一个当伪军的侄儿李才成也捉了回来了。随后，我们又不失时机地掐断了石家河与天门县城日军的通道，张明道部在石家河处于孤立了，他只好带队“突围”，逃窜时，又被我们歼灭了一部分人马。
　　1945年8月，我们五军分区在吴刘新场围攻了潘典明中队部，经过四天三夜的较量，潘典明率部向我投诚。正当我们处理完俘虏，即将撤离时，又与县城赶来增援的日军遭遇，我指挥四十四团的三个营，与敌展开了白刃战，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惨烈异常。经过五小时的战斗，共歼日军一个中队，歼伪军两个大队，打死日军50余名，生俘日军中队长小村及以下官兵共5名，击毙伪军100余名，俘虏伪军200余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其中平射炮1门，重机枪1挺，长短枪270余支），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仗，也是在天门县境对日军的最后一仗。
　　突围南下 与敌周旋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敌四面合围五师驻地，五师奉命突围，我率部随中原军区第一野战纵队突围进抵鄂西北，在武当山地区与敌展开了游击战，敌先后集中六十六师、七十五师、十师等主力部队对我进行“围剿”。这时，中原局来电：“中央指示，确定李人林再到鄂中，向大洪山和豫南的桐柏山地区挺进，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成立豫鄂边地区和分区。书记、政委、司令员均由李人林一人兼任，其余干部由李人林配备。”这样，我于9月22日带了五个连的战士，从流水沟渡过襄河开赴张家集，接近敌人后，我率部突然袭击，缴了张家集驻地队伍的械，并且将沿途路经的敌乡公所也一扫而光了，收缴了一些武器。转回湖北时，在鄂中打了一仗，把随县国民党保安队消灭了，这是随县国民党县政府集中全县各地方武装，专门为防备我军而组成的一支部队，我们轻易解决了，还活捉了敌副大队长一名，可谓出师有利。这样，我们扩大了武装，更换了武器，充实了弹药，提高了战斗力。此后，我们再到荆当去打游击，转到多宝湾附近，我们冒充国民党部队，捉到一个国民党乡长，让他带路到多宝湾后，放他回家，他心中有点害怕，不相信我们的作法，我们的战士对他说：“怕什么呢？只要你不做坏事，以后新四军来了还是能为我们服务，我们允许你做个两面派的乡长。”我们从多宝湾出来，到徐马湾，过县河，经黄家咀、刘家巷，到吴刘新场，前面的石庙、竹寺各有一个碉堡阻挡我们的去路，我们又冒充国民党的部队，烧毁了碉堡，缴了他们的械。我们就是这样反反复复，与敌周旋，坚持到底。此后，我们以转大圈子套小圈子的办法转战大江南北，一直打到武夷山地区，牵制了国民党大量正规军，为鄂西北军区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减轻了压力。
　　屯兵江汉 威慑武汉
　　1947年下半年，正当我和张才千司令员在武夷山组织江南纵队奉命从鄂西北转战大别山。刘邓大军南下后，中原独立旅同十二纵队合并成立江汉军区，我调任三分区司令员。十二月下旬，我带队从大悟山出发，跨过平汉路，直扑天门之皂市。在这里烧毁了敌人的炮弹补给库，冲天的火光和轰隆隆的爆炸声叫敌人心胆俱裂。群众到处风传，刘邓大军来了，刘邓大军来了！吓得周围的顽敌抱头鼠窜。从皂市到天门，沿途没有一个敌人敢来阻拦，进入天门县城时，也只有100多敌人龟缩在那里，我们一到，他们立即成了俘虏，我们还活捉了天门县公安局局长张旭初，因他罪大恶极，杀害了我不少抗日志士，故将他就地枪决了。在县城，休息了一晚，第三天，我又带领江汉军区三分区的队伍，从岳口渡过襄河，直接赶到潜江，进入潜江县城，召开随带的地方干部会议，研究成立几个县委会，部署地方工作。尔后，我又率部向沙市、江陵等地进军，屯兵江汉地区，形成对武汉的包围之势，威慑武汉。在完成掩护江汉军区实现战略展开任务后，我们在襄南大显身手，广泛开展了解放区的各项建设，粉碎了武汉敌军对我解放区的多次扫荡，为巩固武汉外围解放区作出了贡献。（市档案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