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李书渠
　　湖北天门人，生于1901年，卒于1976年。1920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在武汉病逝。
　　他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者，曾亲身参与发动罢工，也曾在幕后提起笔做革命的刀枪。他因“改造社会”的宏愿入党，又因性格刚直、不受拘束脱党，最终又重新入党。
　　1920年大年初一，武昌胡林翼路十八号，一家书社在鞭炮声中开张。
　　没有醒目的牌匾，经理李书渠写了一张纸条：“利群书社”，贴在门外，就当是招牌。
　　与一般书社不同，这里伙计和老板穿长衫参加体力劳动，“轮流烧火做饭及市面服务”。打烊后，他们围在灯下一起学习，各自自省，并填写“自省表”，检查当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并对自己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李书渠等“利群书社”的年轻人则企望以这种方式改造社会。
　　开“另类”书社立志改造社会
　　“书社成员从书报营业到膳食制作，一律自己动手，晚上便围灯而坐，促膝自省，检查自己一天里的所言所行。”
　　这是恽代英和李书渠制定的“利群书社”自修制度。
　　1919年秋，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改良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引起恽代英等人的兴趣，遂成立了这个类似“新村”团体，聚集一群有共同志向的青年，希望通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实现用改良手段构建“伊甸园”式的“未来之梦”。
　　此时，刚从武昌勺庭中学毕业的李书渠，接受恽代英的邀请，共同创办“利群书社”。
　　一些年轻人平时在家里很少干活，利群书社的饭常是烧得夹生或焦黑，但是自己劳动所致，社员们也吃得香甜“可口”。
　　这个书社另一特点就是售卖《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等马列著作，还有《星期评论》《时报》 《晨报》等进步书刊；同时还销售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
　　第一天大年初一，卖了80文，第二天卖了40文，第三天只卖了20文，他们没有泄气。
　　第四天卖了500余文，第五天卖了2000余文，“有两串进账了！”他们很高兴。
　　李书渠“改造社会”的期望可以追溯到儿时。叔父和同族的人在武昌凯字营从军，每年寒暑假都会带李书渠到军营玩。
　　那时汉口各租界的外国人在街上横冲直撞；停泊长江的外国军舰，常动枪开炮杀害无辜；外国水兵经常上岸，胡作非为。这给幼年的李书渠留下深刻印象。
　　辛亥革命爆发时，10岁的李书渠挥剪断辫，还给其他的小伙伴剪了辫子。
　　他还组织了一支童子军，跟在起义军的队伍里去查街，查扣清廷的遗老遗少。
　　由于在利群书社的杰出表现，李书渠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崭露头角，他作为团的发起者之一，向参会的另外17人报告团的章程。
　　此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决定在武汉地区发展党员，并成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组织的后备力量，李书渠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痛批“曹锟变脸”领导罢工运动
　　1921年的一天，李书渠脱下长衫，换上一身工人衣服，扛着行李铺盖，来到武汉徐家棚铁路工人的宿舍。
　　这是他加入共产党的第一项任务：参与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曾回忆，通过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孙瑞贤原是汉口一所中学的学生，这个学校同利群书社有关系。由孙瑞贤的关系，认识了他的父亲孙镜芳，“但他是厂长，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又联系上孙镜芳的弟弟孙叠芳，他是个工匠，又有厂长弟弟的身份，还是师傅，算是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我们得到他们支持后，才在徐家棚筹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李书渠、孙瑞贤则担任国语、算术教员。白天教孩子们识字，普及宣传知识，夜晚则为工人开办补习班。
　　“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一所学校，好像是沙漠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因此又进一步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包惠僧曾回忆。
　　当时，粤汉铁路局局长是天津人，欲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拉拢北方工人参加，企图与工人俱乐部抗衡。
　　李书渠用一个故事来驳斥铁路局长的言论。
　　有一位工人是曹锟的同乡，青少年时期还是朋友，一起做过卖布的小生意。后来曹锟当了两湖巡阅使要来武汉，这个工人去找他，想叙旧，谈谈儿时的友谊，哪知曹锟闭门不见，让卫兵把他轰了出去。
　　“天下工人是一家，军阀政客不会和工人成为朋友”，这个直白的理念获得了工人的认同。
　　那段时间，李书渠常住在徐家棚，还担任工人俱乐部文书工作。当时的粤汉铁路仅通车到长沙，规模甚小，工人不多，作用不大。包惠僧和李书渠等人认为，主要的工作对象还是京汉铁路。
　　动员工人的同时，李书渠还主编了《武汉星期评论》，并任《全民通信》社编辑，报道工人运动消息。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李书渠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负责联络工作。二七惨案后，李书渠成为吴佩孚通缉的对象，无法留在武汉，辗转至江西安源参与罢工。
　　冒死举报“反共行动”
　　在李书渠之子李世立眼中，父亲外表温和老实，骨子里却很刚直，固执己见、认理不认人，尤其是年轻时，好意气用事。他认为这也是造成父亲脱党的原因之一。
　　1926年春天，张国焘找到李书渠，让他去恢复京汉铁路上的郑州工运。
　　李书渠不赞同，他考虑的是，郑州铁路上的许多工人都认识他，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使得张国焘很不满意，从此不再来找李书渠。
　　“他不来找我，我也不会去找他。”李书渠回忆往事时，曾对儿女称，这是自己一时负气的想法。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李书渠曾说，自己虽然脱党，但对共产主义信念丝毫未改变，“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了，但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书渠说的不是一句空话。
　　北伐战争胜利后，李书渠回到湖北。
　　1927年初，包惠僧被任命为国民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邀李书渠到该部任宣传科长。初夏，包惠僧离开部队驻地宜昌去武昌，政治部主任由李书渠代理。
　　不久，夏斗寅叛变。
　　5月初的一天夜晚，部队紧急向沙市转移。到达沙市，李书渠判断夏有异动，马上派一名科员秘密赶到武汉，向总政治部报告情况。
　　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叶蓬对李书渠说：“我们已经决定反共，向武汉进攻，你赞不赞成？赞成就委任你担任政治部主任，不赞成就送你盘费你回家去。”
　　李书渠回答：“我不担任政治部主任，不跟你们一路。”
　　随即，李书渠被捆，关押到嘉鱼县县政府。
　　一周后，嘉鱼县县长相助，李书渠只身回到武汉，迅速向武汉国民政府汇报，急调叶挺的部队抵御。
　　1928年，济南惨案后，李书渠提笔做革命的刀枪，以李海士的笔名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完全是一凶猛的侵略史。”
　　1930年，李书渠在上海遇见陆沉，陆沉拉他加入托派，李书渠看到托派的宣言和文章都是反对共产党的，于是拒绝参加，并疏远了陆沉。
　　包惠僧也曾看李书渠生活清苦，要他去周佛海那里，也被谢绝。
　　1947年冬，李书渠重新入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