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张元济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带领着商务诸君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毫无成例可援的情况下，凭着集体智慧，1903年推出“最新教科书”成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1912年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全新文化标准、1922年推出“新学制教科书”诠释了民国教育改革巅峰……
　　1899年3月，经李鸿章介绍，张元济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他主持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的《中等格致读本》、英国还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等，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立即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
　　1903年，张元济因厌恶南洋公学中的官场习气，辞去译书院院长职务，接受了夏瑞芳的350元月薪（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月薪是100元）高薪聘请，开始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为了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张元济慧眼识英才，将部分为商务印书馆编写过教科书的爱国学社教员蒋维乔、庄俞等请到麾下,又邀请高凤谦、杜亚泉、邝富灼等知名学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亲手为商务印书馆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科书编辑队伍。
　　1903年，中国第一套按照学制分学科学年学级且配有教授书的现代教科书开始编撰出版。张元济编纂与校订有多种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现代教科书，并书写了习字帖。
　　民国初年，杜威的进步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新教育思潮从政府到民间风行一时。同时，为了解决国民普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自学辅导主义为代表的新教学方法席卷全国。商务印书馆顺势推出有“民国新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等。在新文化运动和普及教育呼声的直接推动下，商务抢先将国语运动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1919年推出“新体教科书”成为第一套用白话文系统编撰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伴随着1922年新学制改革，商务汇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共计三大类166种527册，这套教科书被商务印书馆称之为“最完备的教科书”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教科书编出版的最高峰。
　　就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而言，张元济不仅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凭借优良的各种现代教科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脱颖出并处于龙头地位，而且在商务的强势引领下，民间书坊教科书编撰出版争先恐后、百花齐放，使得现代教科书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发展，中国现代教科书在各大书坊的勤力耕耘中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与推广；从分别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的门类构建尝试着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与设计；从文言到白话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中国现代教科书不断映射出风雨如晦岁月中编撰出版群体有为的思想样貌，一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生活的召唤，这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时，成功地为民国教育确立起根基，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重大影响。
　　张元济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带领着中国现代教科书走上世界大舞台的人。商务印书馆从1911年开始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而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一定有教科书。如1915年在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示过的教科书就有商务1906年的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等。张元济一生努力不懈、坚韧前行，开创先河、引领风骚，实为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