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7年01月19日
中华美学之魂
文章字数：3013
●陈望衡
中华民族以“中华”为自己的族名，体现了中华民族极为高远的精神文化追求。“中华”的“中”和“华”，既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内涵，又相互通融、相互释义。与“中华”几乎可以互换的“华夏”概念，其“华”和“夏”同样如此。中华文化是一种非常美学化的文化。深入品味中华美学精神就会发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就是“中华”“华夏”。从“中”“华”“夏”以及由它们连缀的“中华”“华夏”和“中国”概念，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强劲脉搏、绚丽多姿、恢宏大度和堂堂气概。
“中”之美
“中华”首字为“中”，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中”的许多意义化为美———“中”之美。“中”之美除了“居中为美”，还有其他丰富内涵。
正心为美。中有内的意思。内与外应该说都有美，但中国人比较注意内。中国哲学非常重视内，突出体现为对心的重视。心在人体之中，在中国的古籍中，“中”的意思常为“心”。《史记·乐书》说：“情动于中。”《文选·潘岳悼亡赋》说：“悲怀从中起”。这些“中”均为“心”的含义。中国哲学儒道佛均以修心为本，只是修法不同：儒家修心重礼，以仁义为心；道家修心重无，以自然为心；佛家修心重空，以寂灭为心。三家均认为，心修到一定境界，就可以达到美。这里要提到与“心”相关的一个概念“诚”。“诚”指心，但强调这个心是真实的心。如果说人之本在心，那么，心之本就在诚。《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儒家将“诚”提到天道的高度。人效天，故人道亦重诚。《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将“真”与“诚”联系起来，认为真为诚之至即至诚。不仅如此，庄子还将“诚”与审美联系起来，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无异于说不精不诚就不足以成美。
中正为美。中国哲学重“正”，“正”即为正道，正道即为中道。《孟子》云：“汤执中，立贤无方。”“汤”指商汤，他用人取中道，无偏私，唯德是举，唯才是用。中道不仅通向真，也通向善。儒家将中道名之为“中庸”，中即正，是说理之真；庸可训为用，是说善用理。中庸可以理解为至善，也可以理解为至美。
中和为美。“和”是中华美学的最高范畴。和于人，是身与心、情与理的和谐，内在修养与外在风度的和谐；和于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于天地，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虽然能通向“美”，但必须有“中”来节制。《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在儒家那里，一般说的“和”均为“中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的精髓。中和之美不只体现在艺术审美上，也体现在环境审美上。
“华”之美
中华民族族名中的“华”，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陶铸了中华民族崇真、尚善、臻美的品格。
“华”在古汉语中亦为“花”。《论语·子罕》有句“唐棣之华”，皇侃疏：“华，花也。”由花又派生出“荣”的概念。用“荣”来训华，“华”就具有了生命的意味。自然生命兴旺发达谓之荣；社会生命显达、族群繁衍，也称之为荣。这奠定了中华美学的基本主题：生命发展意识与社会进步意识。《老子》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些话都是强调生命之可贵、生命之美。在认同天地生命永恒性的基础上，道家侧重于人的自然生命，儒家侧重于人的社会生命。
“华”有“光”义、“光华”义。“华，谓有光华者也。”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光”通常指太阳光，“光华”也一样。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就是“阴”与“阳”。《周易》将宇宙的根本规律“道”归结为“一阴一阳”的关系，这一认识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构成了中华美学的基本精神。中华美学非常注重阴阳关系的处理，并且推导出两种基本的审美形态：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虽然就哲学层面来说，阴阳二者缺一不可，但中华民族对于二者的态度是有区别的，“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
“华”有“美”义。《文选·张协〈七命〉》云：“镂以金华”。李周翰注：“华，谓美也。”美字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先秦古籍中的美字往往兼有“善”义、“好”义，但在《论语》中已经看出它的独立性。孔子论乐，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说《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在这里，美显然不是善。
“华”有“丽”义。谢混《游西池》有句“水木湛清华”。李周翰注：“华，丽也。”“丽”与“美”同义，明代音乐家徐上瀛对“丽”评价很高，他说：“丽者，美也。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澹出，非从妖冶出也。”从这来看，与“美”同义的“丽”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好，还有内容上的好。
“夏”之美
“中华”又名“华夏”。“夏”作为名词，有诸多解释。《说文解字》云：“夏，中国之人也。”“夏”作为中国的代名词与“华”相同，但也有一些不同于“华”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内涵从另外一个方面缔造了中华美学精神。
“夏”有“雅”义。“大夏即大雅，雅夏古字通。”“雅”在先秦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雅”为“正”。何谓正？自然是儒家的仁与礼。在儒家看来，仁与礼就是善，儒家美学以善为本。虽然中华美学并不简单地认为善即美，但认为美必善。其次，“雅”为“文”。“文”有多义，除了指与武力相对的非暴力行为，文有“温恭”义。温恭的基础是合礼，但不只是合礼，它还要求情理结合，给人以温和感。在中华民族看来，善当然也可以视为美，但那是层次比较低的美，善如能达到“文”，最好是“至文”高度，就美了。文还有“形式”义。与这种“文”相对的概念为“质”，质指内容。中华民族的美学观从来不排除形式美，但排除不与内容相统一的形式美。坚持文质彬彬，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美学传统。文也有“文明”义。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指礼仪制度，引申为整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从由“正”到“雅”到“文”的概念演变，可以明显看出中华民族基本的美学立场，那就是美在文明。最后，“雅”为“美”。雅多为优雅之美。相比于“华”所显示的对阳刚之美的推崇，由“夏”所显示的对优雅之美的肯定，实际上是对阴柔之美的肯定。
“夏”有“大”义。“大”在先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既可以作名词用，也可以作形容词用。作为名词，“大”是与“善”“美”“圣”为同一系列的赞词。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在这个系列中，“大”比“善”高一级。作为形容词，“大”有宏伟与壮丽的含义。尽管“夏”可以用来描述宏伟与壮丽的事物，但实际上“夏”只用来描述中国、中华民族。“夏”的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法，足见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正是出于这种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的审美观最为推崇的是大气、阳刚、进取、豪迈这样一种美。
中华、华夏和中国这三个概念，虽然意义各有所侧重，具体用法也有所不同，但精神是互通的，故也常互训。三个概念有一个共同处，那就是均认同一个文化，这文化以“中”“华”“夏”为自己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精神内核裂变出中华美学的基本个性与风貌，中华美学崇尚生命，崇尚阳刚，崇尚绚烂，崇尚文雅，一句话，以文明为美，这些无不溯源于“中”“华”“夏”。可以说，“中”“华”“夏”就是中华美学之魂。（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据《人民日报》
中华民族以“中华”为自己的族名，体现了中华民族极为高远的精神文化追求。“中华”的“中”和“华”，既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内涵，又相互通融、相互释义。与“中华”几乎可以互换的“华夏”概念，其“华”和“夏”同样如此。中华文化是一种非常美学化的文化。深入品味中华美学精神就会发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就是“中华”“华夏”。从“中”“华”“夏”以及由它们连缀的“中华”“华夏”和“中国”概念，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强劲脉搏、绚丽多姿、恢宏大度和堂堂气概。
“中”之美
“中华”首字为“中”，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中”的许多意义化为美———“中”之美。“中”之美除了“居中为美”，还有其他丰富内涵。
正心为美。中有内的意思。内与外应该说都有美，但中国人比较注意内。中国哲学非常重视内，突出体现为对心的重视。心在人体之中，在中国的古籍中，“中”的意思常为“心”。《史记·乐书》说：“情动于中。”《文选·潘岳悼亡赋》说：“悲怀从中起”。这些“中”均为“心”的含义。中国哲学儒道佛均以修心为本，只是修法不同：儒家修心重礼，以仁义为心；道家修心重无，以自然为心；佛家修心重空，以寂灭为心。三家均认为，心修到一定境界，就可以达到美。这里要提到与“心”相关的一个概念“诚”。“诚”指心，但强调这个心是真实的心。如果说人之本在心，那么，心之本就在诚。《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儒家将“诚”提到天道的高度。人效天，故人道亦重诚。《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将“真”与“诚”联系起来，认为真为诚之至即至诚。不仅如此，庄子还将“诚”与审美联系起来，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无异于说不精不诚就不足以成美。
中正为美。中国哲学重“正”，“正”即为正道，正道即为中道。《孟子》云：“汤执中，立贤无方。”“汤”指商汤，他用人取中道，无偏私，唯德是举，唯才是用。中道不仅通向真，也通向善。儒家将中道名之为“中庸”，中即正，是说理之真；庸可训为用，是说善用理。中庸可以理解为至善，也可以理解为至美。
中和为美。“和”是中华美学的最高范畴。和于人，是身与心、情与理的和谐，内在修养与外在风度的和谐；和于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于天地，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虽然能通向“美”，但必须有“中”来节制。《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在儒家那里，一般说的“和”均为“中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的精髓。中和之美不只体现在艺术审美上，也体现在环境审美上。
“华”之美
中华民族族名中的“华”，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陶铸了中华民族崇真、尚善、臻美的品格。
“华”在古汉语中亦为“花”。《论语·子罕》有句“唐棣之华”，皇侃疏：“华，花也。”由花又派生出“荣”的概念。用“荣”来训华，“华”就具有了生命的意味。自然生命兴旺发达谓之荣；社会生命显达、族群繁衍，也称之为荣。这奠定了中华美学的基本主题：生命发展意识与社会进步意识。《老子》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些话都是强调生命之可贵、生命之美。在认同天地生命永恒性的基础上，道家侧重于人的自然生命，儒家侧重于人的社会生命。
“华”有“光”义、“光华”义。“华，谓有光华者也。”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光”通常指太阳光，“光华”也一样。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就是“阴”与“阳”。《周易》将宇宙的根本规律“道”归结为“一阴一阳”的关系，这一认识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构成了中华美学的基本精神。中华美学非常注重阴阳关系的处理，并且推导出两种基本的审美形态：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虽然就哲学层面来说，阴阳二者缺一不可，但中华民族对于二者的态度是有区别的，“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
“华”有“美”义。《文选·张协〈七命〉》云：“镂以金华”。李周翰注：“华，谓美也。”美字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先秦古籍中的美字往往兼有“善”义、“好”义，但在《论语》中已经看出它的独立性。孔子论乐，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说《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在这里，美显然不是善。
“华”有“丽”义。谢混《游西池》有句“水木湛清华”。李周翰注：“华，丽也。”“丽”与“美”同义，明代音乐家徐上瀛对“丽”评价很高，他说：“丽者，美也。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澹出，非从妖冶出也。”从这来看，与“美”同义的“丽”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好，还有内容上的好。
“夏”之美
“中华”又名“华夏”。“夏”作为名词，有诸多解释。《说文解字》云：“夏，中国之人也。”“夏”作为中国的代名词与“华”相同，但也有一些不同于“华”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内涵从另外一个方面缔造了中华美学精神。
“夏”有“雅”义。“大夏即大雅，雅夏古字通。”“雅”在先秦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雅”为“正”。何谓正？自然是儒家的仁与礼。在儒家看来，仁与礼就是善，儒家美学以善为本。虽然中华美学并不简单地认为善即美，但认为美必善。其次，“雅”为“文”。“文”有多义，除了指与武力相对的非暴力行为，文有“温恭”义。温恭的基础是合礼，但不只是合礼，它还要求情理结合，给人以温和感。在中华民族看来，善当然也可以视为美，但那是层次比较低的美，善如能达到“文”，最好是“至文”高度，就美了。文还有“形式”义。与这种“文”相对的概念为“质”，质指内容。中华民族的美学观从来不排除形式美，但排除不与内容相统一的形式美。坚持文质彬彬，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美学传统。文也有“文明”义。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指礼仪制度，引申为整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从由“正”到“雅”到“文”的概念演变，可以明显看出中华民族基本的美学立场，那就是美在文明。最后，“雅”为“美”。雅多为优雅之美。相比于“华”所显示的对阳刚之美的推崇，由“夏”所显示的对优雅之美的肯定，实际上是对阴柔之美的肯定。
“夏”有“大”义。“大”在先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既可以作名词用，也可以作形容词用。作为名词，“大”是与“善”“美”“圣”为同一系列的赞词。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在这个系列中，“大”比“善”高一级。作为形容词，“大”有宏伟与壮丽的含义。尽管“夏”可以用来描述宏伟与壮丽的事物，但实际上“夏”只用来描述中国、中华民族。“夏”的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法，足见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正是出于这种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的审美观最为推崇的是大气、阳刚、进取、豪迈这样一种美。
中华、华夏和中国这三个概念，虽然意义各有所侧重，具体用法也有所不同，但精神是互通的，故也常互训。三个概念有一个共同处，那就是均认同一个文化，这文化以“中”“华”“夏”为自己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精神内核裂变出中华美学的基本个性与风貌，中华美学崇尚生命，崇尚阳刚，崇尚绚烂，崇尚文雅，一句话，以文明为美，这些无不溯源于“中”“华”“夏”。可以说，“中”“华”“夏”就是中华美学之魂。（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