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
　　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
　　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器，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绝后的时空坐标。
　　2015年石家河遗址又有了一批空前的大发现，出土的240多件玉器，给我们带来了又一次震撼，这批玉器的集中发现，击碎了学者们构建的古玉体系。中国玉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这一次又冒出了一些新谜来，等待我们去寻找谜底。
　　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虎首，构形非常精炼，艺术影响十分深远。石家河文化玉器虽然以虎首造型最为流行，全形卧虎也能见到，这也是石家河人建立的一个高水准艺术范式。玉虎居然也有表情，眼神迥异。石家河新出土的双头人面玉器，与罗马人的双面神像意境相似，可谓异曲同工，值得细细琢磨。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石家河考古队队长刘辉：
　　工艺水平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
　　石家河文化玉器实际是指出土于长江中游地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石家河遗址一共出土了三批玉器，分别发现于石家河遗址群的罗家柏岭、肖家屋脊、谭家岭。2015年谭家岭遗址最新发现的玉器代表了石家河文化玉器发展的最高水平。
　　谭家岭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的核心，2015年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出土玉器共计246件，超过了以往两次的总和，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左右，种类、造型极为丰富，有神人头像、兽类头像虎、鹰、蝉、玉佩、笄、璧、环、璜、管、珠、圆牌饰、方形牌饰、钺。另外还出土大量玉料，工艺水平最高，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工艺、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
　　对于其来源问题，本土起源的可能性最大。原因一是矿料来源的高度一致，绝大多数均为透闪石软玉，有黑色磁铁矿交代渗入。二是从造型和器物组合看，绝大多数玉器仅见于石家河文化区域，且在该区域反复出现，而周边区域同类器仅零星发现。
　　本次发现的一些典型器形，如神人头像、凤鸟形透雕玉佩、玉蝉等为散落于海内外的一批被称为龙山文化和商周时期的玉器找到了家，他们都应该来源于石家河文化。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蔡路武：
　　为文明的出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石家河遗址2011年度考古工作被列入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以来，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2015年谭家岭遗址出土的一批精美玉器横空出世，再度引起轰动，掀起研究热潮。
　　石家河文化玉器种类多、数量多，而且十分精美，令人惊叹。如有璜、管、簪、坠、环等配饰，刀、凿、钻等工具，壁、牙璋等仪仗礼器。特别是人首形玉器在石家河文化中有鲜明的特色，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石家河文化玉器对后世楚地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在长江流域尤甚，而且波及到中原地区，为文明的出现打下了坚实基础。如尊凤的传统由来已久，或起源于石家河文化。因为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凤纹玉器制作极为精细，有镂空等复杂的工艺，由此可见，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先人对凤特别喜爱，特别重视，制作也特别讲究。
　　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连体双人头像，充满智慧和想象力，可认为是石家河文化的首创，可判断出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一些器型对后世楚地的影响。另外，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加工工艺，如浅浮雕线刻、减地阳线、玉凤和兽面雕像等玉器上的镂空透雕工艺都颇为成熟，这些加工工艺对后世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江西省地矿局实验测试中心珠宝玉石质检师曾卫胜：
　　大部分可能是优质的透闪石
　　从地理学角度来讲，人们公认的“长江中游”是长江三峡（宜昌）以东至江西湖口、淮河以南至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地区，包括如今行政区划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西南、河南中南部地区。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人们共识的“长江中游”是三峡的巫山以东至怀玉山武夷山，秦岭淮河以南至南岭以北的广大区域，发展演变出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玉器分布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钟祥六合、郧县青龙泉、湖南澧县孙家岗等的墓葬遗址，安徽、河南、陕西等地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也有少数。玉器数量多，体积较小，造型多为像生器和装饰物，风格独特，如玉凤、玉簪等，玉人、玉虎、玉蝉也大量出现，这在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少见。
　　石家河文化相较于史前长江中游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出土玉器明显较多。史前多为就地取材，材质选用丰富，优质透闪石青玉、青白玉，其他玉材质也使用，如玛瑙、玉髓、石英岩、粘土类岩、水晶、绿松石等，玉料运用也是多样化。石家河文化玉器大部分可能是优质的透闪石。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周晓晶：
　　玉鹰、玉凤与中国古代凤文化有着重大传承关系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鹰造型多样，既有圆雕式，还有数量较多的具有实用功能的鹰形玉笄，可见鹰在石家河文化中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动物崇拜图像。在罗家柏岭遗址中出土的环形玉凤，形态飞舞曼妙，很显然是经过了艺术想象加工的产物，即是真正意义上的凤。将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各式玉鹰与玉凤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形象有极大的相似性，头部的钩喙基本一致，而凤的翅膀像孔雀一样，是对玉鹰进行艺术美化的杰作，因此可以确定玉凤的原型应该就是玉鹰。
　　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域是楚文化的原生地，楚人以“信巫好鬼”著称，重视以巫觋为媒介与鬼神沟通，尤其崇龙尊凤，尤其尊崇凤纹，这种文化传统无疑与石家河文化崇奉巫术及尊凤的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的传承关系。
　　中国最早的凤纹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其原型为大型猛禽鹰，至石家河文化才出现经过想象和神化的凤。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员王方：
　　为古蜀青铜文化的来源
　　提供了重要线索
　　石家河文化玉器均具有较强地域特色，特别是一系列圆雕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以说石家河文化玉器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目前可以认定是长江中游地区玉器发展的巅峰之作。这些玉器不仅在商周中原地区玉文化中有所反映，同时更对长江上游先秦时期青铜文化圆雕工艺的发展有着较深远的影响。长江上游青铜文化从祭祀载体甚或祭祀对象上都可能受到了石家河玉文化的一定影响。长江上游青铜文化从造型意趣与表现手法等等方面都体现出与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思想艺术大传统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与继承性。
　　石家河玉雕人像与古蜀庞大的青铜祭神礼器群，在观念、艺术、技术等方面具有相似的文化因子，极有可能是因为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长江上下及周邻地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族群渊源与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关系而形成。石家河文化玉器为古蜀青铜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特别是三星堆那些令人震惊的人像群其实并非无源之本、从天而降，而是与石家河玉雕人像有着极深的渊源，有着清晰的可寻之迹。
　　央美博士候选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翀：
　　在形象表达上独具特色
　　1955年开始，石家河地区的玉器被陆续发现，也由此被称为石家河文化玉器。
　　石家河文化玉器以人头像与动物造型为主，其样式既不同于良渚玉器祭玉系统之下的作品，也不同于晚期西周作为成组的礼制性配饰，更有独立作品的意味。
　　石家河文化玉器形象表达在当时看来也比较突出，具有自觉性与独立性。与其他文化及其器物比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个性极强，极为特殊，如玉人头像独立成件，借器成形；动物造型是以虎头、鹰、鹿首为主的立体雕件和以蝉、虎首为主的片状正面型。
　　由此，我认为石家河文化玉器在形象表达上有着非常独特之处，能够摆脱玉器的形状，单独成为玉件饰，这与其最终用途有着很大的关系；原始宗教的一大任务是面对死亡、解释死亡，而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并未将二次葬看成不祥之徵，与他们部族所可能具有的宗教文化有关；巫师使用包括这些玉器的道具行使某种仪式，有助于部族内部对逝者的遗骨减除恶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更为注重形象的塑造。
　　广东省博物馆助理馆员曹芳芳：
　　更好地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石家河早期玉器较少，无使用制度可言。所有的装饰品均出土于地层中，这一时期也发现有很多墓葬，但是往往不见玉器出于其中。由此，我们可知龙山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并没有形成浓厚的用玉观念。
　　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在钟祥六合、肖家屋脊、谭家岭、罗家柏岭、枣林岗、汪家屋场、孙家岗、度家岗等地出现大量的玉器，除少量礼仪用玉外，装饰用玉发达，数量繁多、种类丰富，颇具特色，有造型各异的人面像和动物形玉饰；工具用玉数量较多，如纺轮、锛、凿、钻、刀等；还有大量的边角料、玉料、玉坯件等生产环节所剩产品。
　　在石家河出现如此多的玉器改制行为，似乎说明在石家河文化晚期进入此地的玉器原有的寓意和形制并不为本地人所接受，而是将它们加以改造利用，制成符合本族观念的器类，融入本族的思想意识。
　　因此，我认为石家河文化玉器改变了人们的用玉观念：不热衷于将美玉放入墓中，而是可能更多的拿来用于祭祀，更愿意让美玉为当时的社会服务。（本报报道组整理）